4月17日，山東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經過表決，決定接受龔正辭去山東省省長職務請求；決定任命李干杰為山東省副省長，決定李干杰為山東省代理省長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干杰成為繼陳吉寧之后，又一位赴地方任職的生態環境部部長。2017年5月，原環保部部長陳吉寧赴京任職，現為北京市委副書記、市長。

        近年來，還有多位環保系統的官員出任地方黨政一把手。4月7日，山東省生態環境廳原廳長王安德，出任臨沂市委書記。

        多位受訪的環保系統官員或專家表示，以往環保官員“難被重用，升遷難”的狀況，正在悄然發生變化。這種人事調整現象，一方面說明，環保官員自身綜合素質在不斷提高，他們不但能厘清當地環保欠賬的原因，制定出解決方案，還有望帶動地方綜合實力提升。另一方面也說明，國家越來越重視綠色發展，唯GDP論政績的干部考核標準已發生改變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升遷難、升遷慢”，曾是環保官員普遍面臨的窘境。

        2014年12月17日，《中國環境報》刊發《誰來配強環保一把手？》一文，分析了環保官員晉升難的現象。文章稱，從全國情況來看，以省級環保廳局長的出口為例，統計顯示近20年來，全國有99位環保廳局長先后卸任，其中真正意義官升一級、由正廳到副省的只有1位，僅相當于1%；26位轉任其他部門或交流到地市，占26%；其余70%以上到人大、政協、非政府組織等崗位繼續工作，直至退休。環保干部幾無上升空間。

        該文稱，目前在環保系統形成了這樣的思想共識：一個領導無論多么優秀，只要到了環保部門，就意味著職業官員生涯的終結。究其原因，得從環保部門的職責權力說起。環保干部普遍認為，環保部門擁有環評、執法、總量考核等權力，都是“說不”的權力，實際就是得罪人的權力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位受訪的環保系統官員稱，過去“工作難做，做好了也難升遷”被認為是環保官員的“兩大標簽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些環保官員也曾公開表達自身晉升難的窘境。2014年，四川省原環保廳廳長姜曉亭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：“我認為在環保廳長這個崗位，幾乎沒有上升空間。并非我個人消極，而是環保工作的特殊性決定的，與個人的素質和能力沒有太大關系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認為，做環保工作，只有兩條路可選：要么失職，要么得罪人。無論你選擇那一條路，結局都是很難看到政績。群眾不太可能擁護你，因為有太多環境問題短期內解決不了，企業不會擁護你，地方官員也未必擁護你，這些都必然影響你。“如果你特別追求仕途的進步，最需要做的就是趕快離開環保局。”姜曉亭說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，近年來，環保官員出任地方黨政“一把手”的情況已從罕見變為常態。公開資料顯示，2017年12月，安徽省原環保廳廳長汪瑩純任蚌埠市委書記。2018年9月，遼寧省原環保廳廳長來鶴任撫順市委書記；同年11月，吉林省生態環境廳原廳長柴偉出任遼源市委書記。

        2019年4月，山西省生態環境廳原廳長董一兵被任命為臨汾市委副書記，市長。同年9月，江西省生態環境廳原廳長陳小平升任江西省副省長，他被媒體評價為生態環境部組建以來，因交出“綠色成績單”，第一個從生態環境廳廳長直接晉升為副省長的官員。同年12月，四川省生態環境廳原廳長于會文被任命為重慶市大足區區委書記。


        多名環保官員出任地方一把手時，面臨的都是當地生態環境的糟糕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今年4月7日，王安德被任命為臨沂市委書記。公開信息顯示，因污染問題嚴重，臨沂曾多次被原環保部以及山東省政府約談。

        2015年2月，臨沂被原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約談，成為新環保法實施后第一批被約談的城市。被約談的時任臨沂市代市長張術平表示：“來接受這一次約談，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，同時我的決心也是非常大的。我接受了這次約談之后，我向你們保證，我不會再接受第二次約談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約談后第3天，張術平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鐵腕治理霧霾，限期治理412家、停產治理57家企業，停業關閉整治無望企業，全面清除土小企業等舉措。

        但直到去年，臨沂市生態環境狀況仍不樂觀。數據顯示：2019年，臨沂市國家地表水考核斷面水環境質量變化幅度為8.04%，位列全國倒數第13位。全國168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排名中，臨沂排名倒數第16位，空氣質量改善幅度中，臨沂排名倒數第6位。

        輿論認為，王安德主政臨沂后，未來一段時間內，他的工作重心就是發揮好個人專業特長，摸清當地環境問題癥結，采取一些針對性整改措施。

        2019年4月，山西省生態環境廳原廳長董一兵出任臨汾市市長時，也面臨類似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2019年3月18日，生態環境部發布《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質量簡況》。數據顯示，按照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數評價，2018年全國169個重點城市中，臨汾市排名墊底。

        因大氣環境質量持續惡化、二氧化硫濃度長時間“爆表”等原因，2017年和2018年，臨汾曾分別被原環保部、生態環境部約談。臨汾市環保局原局長張文清更曾因指示下屬，在一年內上百次干擾全市6個監測站點數據，導致他涉案被查。2018年5月，張文清獲刑兩年。

        董一兵上任后，交出的綠色成績單明顯。今年4月3日，山西省委宣傳部主管的黃河新聞網報道稱，2019年以來，臨汾市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。市區空氣質量綜合指數6.75，退出全國“倒一”，改善率排名全省第二，地表水質達到省考核要求。今年1月，董一兵出任臨汾市委書記，仕途進一步升遷。

        多位業內人士認為，李干杰履新后，作為工業大省，山東的生態環境相關工作，勢必會出現一個新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主任王燦發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越來越多的環保官員主政地方說明，國家對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的重視，“在這種背景下，有能力的環保官員就自然更容易被重用；這些年，很多地方環保治理上也面臨很嚴峻的挑戰，這類官員就有了用武之地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環保官員主政地方后，除了面對環境治理問題，還要接受經濟發展、民生保障等多重考驗。他們主政地方后，如何應對新的挑戰，也成為輿論關注的話題。

        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梳理這類官員履歷發現，多人此前有過地方主政經驗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干杰曾任河北省委副書記、省委黨校校長一職。董一兵在出任山西省生態環境廳廳長之前，曾任稷山縣長、夏縣縣委書記、運城市副市長、忻州市委常委、常務副市長、陽泉市委副書記，市政府黨組書記、市長等職，有豐富的地方主政經驗。柴偉在出任吉林省生態環境廳廳長之前，曾任樺甸市市長、公主嶺市市長、四平市常務副市長、松原市常務副市長等。來鶴、汪瑩純、于會文等人也都曾在地市任過職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們再次主政地方后，除了治理環境，也被地方上寄予了更多期待。2019年12月，四川省生態環境廳原廳長于會文被任命為重慶市大足區區委書記。重慶市委組織部在任命時表示，他“歷經多崗位鍛煉，熟悉經濟工作和環保業務。擔任大足區委書記是合適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從其工作表現看，他們再次主政地方后，在經濟轉型期更重視走一條綠色發展之路。

        去年全國兩會期間，來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，“產業、民生、生態必須結合起來，與綠色發展同步推進。”他稱，在原有重工業基礎上，撫順市選擇了延伸產業鏈條，發展精細化工，發展煤炭綜合利用、頁巖煉油等化工產業，發展鋼鐵制造業、裝備業，提高產品附加值。盡管困難和壓力都很大，但這些都是暫時的。通過淘汰小化工，扶持高端產業，撫順的精細化工產業已經從無到有，發展到上百家。

       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環保工作的專業性和挑戰性都非常強，這些調任地方擔任一把手的環保干部，普遍有長時間在環保系統任職的履歷，在應對復雜工作的過程中，也使得他們更加做事果斷、勇于擔當。

        常紀文稱，現在的環保干部跟原來相比變化很大。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環保干部是監管型干部，視野有限；現在是由經濟快速發展向更合理發展、更綠色發展的轉型期，現在的環保工作既屬于專業口，也屬于綜合協調口，環保干部除了懂專業知識，也得懂經濟、懂社會，“所以，現在的環保干部綜合能力也更強，使得他們有能力到地方任職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王燦發則表示，相信這些環保官員能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，“過去，環保保護不太受重視的時候，環保官員被提拔者鳳毛麟角，甚至環保部門自身都覺得低人一等。現在工作出色的環保官員能夠得到提拔機會，說明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深入人心，而且是一個能夠做出政績的領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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